我眼中的父亲王汝刚:舞台的王小毛，家里的严先生

小时候总觉得父亲王汝刚有“两副面孔”：舞台上他是逗得全场捧腹的“王小毛”，一个眼神、一句方言就能让笑声掀翻剧场屋顶；可回到家，他却常捧着郑板桥的《示儿》教我念“自己的事情自己干”，是个不折不扣的“严先生”。直到长大才懂，这两副面孔背后，藏着他对艺术的赤诚，更藏着对家人的深情。

父亲的“不称职”，刻在我童年的记忆里。1984年我出生时，本是家里最热闹的日子，可他刚陪了我三天，就背着行李赶去外地巡演。等他半年后回来，我已经会清晰地喊“妈妈”，却对着这个风尘仆仆的男人一脸陌生。后来母亲说，那晚他抱着我坐了半宿，手都不敢用力，眼眶红得像兔子。还有爷爷去世时，剧团正演《七十二家房客》的关键场次，他在后台哭完，抹把脸就上台扮演“炳根”，台下观众笑得开怀，谁也不知道他心里装着多大的悲痛。那时不懂他为何把“剧团”看得比家重，如今才明白，杨华生、笑嘻嘻两位大师当年为劝他从艺，亲自登门打动爷爷时说的“艺术要有人扛”，早已成了他的执念 。

家里的父亲从不说笑话，却把“较真”刻进了日常。他教我写毛笔字，要求横平竖直像“石库门的门框”；我学骑自行车摔了跤哭鼻子，他不扶，只递来纸巾说“自己爬起来才学得会”。最难忘他给我讲自己学戏的经历：当年从厂医转行唱滑稽，父亲（我的爷爷）坚决反对，觉得“唱滑稽没出息”，是杨华生大师带着诚意登门，才让爷爷松了口。“既然选了路，就得唱出样子来”，这话他不只说给自己听，也说给我听 。后来我选择文学行业，没走他的艺术路，他没半句反对，只送了我一本批注满满的《上海乡土文化读本》，扉页写着“做任何事，都要像演滑稽戏那样——接地气，有真心”。

父亲的“温柔”，总藏在细节里。他在家很少提自己的成就，哪怕后来成了国家级“双非遗”传承人，家里也找不到多少奖杯奖牌。但他会把粉丝寄来的沪语学习笔记仔细收好，有空就对着本子琢磨“怎么教年轻人说方言”；会在徒弟潘前卫排练到深夜时，悄悄煮碗阳春面放在后台，筷子下压着改了半宿的剧本批注。有次我问他，收了八个徒弟，天天为剧团的事忙前忙后，累不累？他笑着说：“杨华生先生当年看我排练，站在台下连口罩都不摘，现在我对徒弟们多上心，都是当年前辈们教我的。”

如今我也成了父亲，看着他年近七旬还在沪语课堂上教小朋友说“我家住上海”，看着他给潘前卫、小毛这些年轻人讲“九腔十八调”的老规矩，突然懂了传承的意义。他没把滑稽戏的技艺传给我，却把“认真”“担当”这些品质刻进了我的骨子里。

舞台上的父亲，用笑声留住了上海的烟火气；家里的父亲，用沉默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人们都知道王汝刚是滑稽大师，而我最清楚，他只是个把“戏以人传”当信念，把“父爱如山”藏心底的普通父亲。就像他常说的，艺术要扎根生活，亲情要藏在日常——这便是他给我的最好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