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萍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林目清的诗集《远去的村庄——红星大队档案》，是一座以文字构筑的乡村档案，借诗歌之形，为远去时代留存了真挚的注解。
林目清以“红星大队档案”为副题，仿若严谨的档案管理者，为红星大队的众生绘就鲜活档案。从篾匠二爷、铁匠老五，到赤脚医生李红三、放映员周后石，每个人物都是一部历史，这些鲜活的人物组成了具有独特时代特征的乡村史。
在《篾匠二爷》里，我们目睹的不仅是一位百岁老者的暮年，更是一门手艺与一个时代的惜别：“他还坐在一面晒簟的中央/如一座雕像，被太阳晒得发烫。”诗句间，篾匠手艺与村庄命运相依，其离世寓意着手工艺时代的落幕。
《铁匠老五》记载一位匠人在时代更迭中的坚守与转变：“老五从铁匠铺迈向红星土菜馆/走了半个世纪/完成了一块铁到一块钢刀的过程。”诗人借铁匠的经历，精妙反映出农村从传统农耕转向现代商业的进程。
诗集的独特之处在于用专章为乡村女性立传。第四部分“寻找光亮的女人”，堪称整部诗集的华彩乐章。林目清以细腻笔触，描绘了乡村女性在艰难环境中依然坚韧向上的生命姿态。
《磨豆腐的二娘》把平常劳作雕琢成生命之舞：“二娘一只手推着磨，一手舀起泡软的豆子/二娘的屁股拐过去半个圈，又翘过来半个圆。”质朴描绘中展现的是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种桃树的七婶》描绘了一位女性在丧偶后依旧精彩生活的图景：“七婶七十多岁了，她尽可能地让自己漂亮/让更多的人来桃林与她一起欣赏桃花的美。”七婶种下的不止是桃树，更是对生活的热忱。
《远去的村庄》的意义在于成功实现了个人记忆与集体叙事的融合。诗人笔下的红星大队，既是具体的湖南乡村，又是千万中国乡村的缩影;诗中的人物，既是诗人的父老乡亲，又是那个时代普通中国人的代表。
《阿成也是诗人》借童年玩伴的人生轨迹，展现时代变迁对个体命运的影响：“阿成把诗稿堆在祖先的坟地里/点火，诵读，与一首首诗作别。”阿成从诗人变为出国打工者，不单是个人抉择，更是时代洪流裹挟的必然。
诗集的成功还得益于朴素中见真淳的诗歌语言和对乡村生活细节的准确捕捉。
在《摇纺车的奶奶》里，诗人以质朴言语描绘劳作场景：“奶奶摇着纺车/把岁月自遥远处拉过来/纺成一个个日子。”这些诗句似纺车之音单调持久，却在重复间积聚起动人心扉的力量。
《杀猪匠老五》以白描手法再现乡村杀年猪的场景：“老五一进村/老猪们一听到脚步声/就知道阎王来催命。”这种带着生活质感的描写，呈现出生活本真的复杂性。
《放映员周后石》描绘出文化匮乏岁月中露天电影带来的欢乐：“白色的幕布，像裁下一块四方的月亮/把日子绷得极紧。”诗人借放映员视角，呈现精神食粮在那个时代的关键意义。
尤为可贵的是，诗人并未对乡村生活作浪漫化处理。在《捡破烂的三婶》里，我们目睹了生活艰难，却也看到生命的坚韧：“拎起一天的满意/抓起一袋子的希望，笑眯眯地消失在黄昏里。”此般对苦难的领悟与超越，尽显诗人深沉的人文关怀。
《远去的村庄》不仅是对一个时代的告别，更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珍藏。林目清用诗歌告诉我们：村庄或许会远去，但扎根于土地的生命力不会消失;生活方式或许会改变，但人性的光辉不会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