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对自由的界限争议：跳脱衣舞自由算是自由吗？

脱衣舞自由往往会引发关于女性主义、男性凝视、亚裔处境与地位、女性性解放以及资本主义等多方面的激烈争议。

众说纷纭的背后，现代社会中个人自由的界限究竟何在？何种自由才是货真价实的自由？自由的社会是否需要为自由设定边界？若需要，边界又应落于何处？

为什么我们一方面认可女性拥有穿衣自由，能穿短裙、紧身衣展现美丽性感而不被无端凝视与谴责；另一方面，却对女性穿着极为暴露甚至跳脱衣舞这类行为持保留态度，认为这并非真正的自由，且社会应对此类过激尺度的自由加以约束？

中国人大多不将跳脱衣舞自由视为真正的自由，那么，我们对自由的定义又属于哪一种呢？

以赛亚・柏林，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在其著作《两种自由概念》中指出，自由具有两种政治含义：消极自由（freedomfrom）与积极自由（freedomto）。

消极自由意味着当个体行动不受他人干涉时，便处于自由状态。从政治和社会层面而言，个体能够毫无阻碍地去做自己想做且有能力做的事。

例如，年轻人追求的躺平自由，他们渴望在被窝里刷手机、点外卖、撸猫时，不被老板要求加班，不被父母指责熬夜，也不被社会舆论谴责，这便是对消极自由的向往。

当年轻人连躺平的自由都被剥夺时，便会深感生活压力沉重，仿佛置身于压迫之下。若认同社会需保障一定的消极自由，那就意味着承认社会必须明确划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限。

然而，这条界限具体应划在哪里，一直以来都是充满争议且可协商的问题。

积极自由则源于个体渴望成为自身主人的欲望。个体期望生活由自己主宰，而非受外在强制力摆布；希望自身意志能主导行为，成为行为主体而非客体；受自身理性和意识驱动，而非被外界繁杂因素左右，实现自我导向。只有达成这些，个体才称得上拥有积极自由。

以年轻人对经济自由的追求为例，他们期望花钱无需看他人脸色，想买就买，不因房贷放弃旅行，不因辅导班费用减少消费，在做经济决策时不受外在力量干扰，能够清晰把握自身目标并顺利实现，这正是对积极自由的诉求。

通过对比年轻人对躺平自由与经济自由的追求，便能直观感受到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差异。

当面对宣扬女性跳脱衣舞自由、自由卖弄性感的社会价值观时，许多人会本能地感到不适甚至反抗，认为这并非真正的自由。

此时，我们不禁思考，这种反抗背后，我们心中对自由的定义究竟是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呢？

事实上，柏林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区分，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法国自由主义哲学家本杰明・康斯坦的观点。对于古希腊人而言，自由意味着能够自由参与集体政治讨论，成为政治体的一部分，无需从事农耕、做奴隶或在家操持家务，自由投身政治活动。

但这种自由与个人完全服从集体的结果一致，因为古人没有个人权利以及公私空间区分的观念。

而在现代社会，自由意味着私人领域受到保护，人们能够安全、有保障地享受私人快乐。对比康斯坦与柏林的观点，不难发现康斯坦笔下的古代人的自由对应着柏林的积极自由，现代人的自由则对应消极自由。

在现代西方世界，对自由的崇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消极自由领域的不断扩张。

在美国，一些极端自由主义学者甚至主张国家不应管制毒品，包括冰毒、海洛因等，认为应最大化维护私人领域空间，消极自由神圣且应持续扩张。

但这种观点在中国往往遭遇抵触，我们会对西方某些过度的自由行为感到诧异，这表明我们有着不同的自由观念。

为进一步探讨中文语境中自由的界限，我们不妨将两个极端现象放在一起比较：跳脱衣舞自由（或卖身自由）与带头巾蒙面自由。这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自由，在不同社会中有着不同的境遇。

在一些社会，两者均被禁止；在另一些社会，则都被允许。

例如，嫖娼在美国和中国属于非法行为，在荷兰却合法；穆斯林女性因宗教原因戴头巾，在法国公共空间被禁止，引发穆斯林群体抗议，认为自由受压迫，而在许多阿拉伯国家，戴头巾不仅合法，甚至是强制要求。

从理论层面看，这两种自由似乎都属于消极自由，即“我想干嘛就干嘛，他人无权干涉”。但在现实中，不同社会对它们的容忍度和排斥度各异，这说明自由并非非黑即白的简单命题。

西方自由主义学派倾向于认为现代自由等同于消极自由，并主张不断扩张消极自由领域，但这种观点并不完全正确。因为现代人不仅渴望消极自由，也追求积极自由，且在许多社会中，消极自由需要受到限制。

就拿卖身自由和穆斯林女性蒙面自由来说，在一些社会不被允许，原因在于自由不能仅由消极自由来定义。

很多时候，人们认为穆斯林女性蒙面并非自由，而是一种压迫；女性卖身也可能受到金钱、宗教、社会权力结构（如父权主义）等外在因素胁迫。

即便假设女性完全自主选择卖身或全身蒙面，社会也有理由通过公共讨论，决定是否接受这样的自由存在。这种公共讨论应基于对积极自由的追求，通过讨论形成社会共同体的结论，决定是否剥夺某些个人自由。

此外，在讨论各种边界模糊的自由时，我们还需关注自由的对象，因为在许多社会争议中，自由的对象往往是弱势群体，如女性。

我们常探讨打工人的不加班自由、学生的上学化妆自由，却鲜少涉及老板拖延发工资的自由、教导主任侵犯学生隐私的自由。

以男性为例，夏天啤酒肚中年男性在公共场合撩起背心拍肚皮，这虽属于他们的消极自由，却侵犯了他人生活在文明社会的积极自由。

但与女性自由相关话题的严肃程度相比，男性这一行为引发的讨论显得荒唐且不值一提。

这种态度对比表明，在讨论弱势群体自由时，我们应持有更宽容的态度。

当然，对于跳脱衣舞、卖身、带头巾等极端触及自由边界的案例，需通过社会公共讨论决定；而对于那些不那么极端的女性自由案例，社会讨论的激烈程度和严苛态度，恰恰反映出弱势群体的自由更容易受到审视、拷问与界定，参与这类讨论时，我们甚至可能在无意间巩固了他们的弱势地位。

当公共自由与个人自由发生冲突时，社会不应简单从道德层面划清界限，全盘否定或接受某一方。

西方社会如今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如法国穆斯林抗议、美国在枪支管控和堕胎问题上的分歧，很大程度源于对消极自由的过度推崇，忽视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冲突时，社会公共讨论的重要性。

我们应充分认识到自由的复杂性，既要保障个人自由，又要维护公共利益，通过开诚布公的讨论，在两者间寻求平衡。

同时，在讨论自由时，要关注自由对象的社会地位，警惕因偏见而对弱势群体自由过度限制。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多元的社会中，逐步明晰自由的真正含义与合理界限，构建一个既尊重个体自由又维护公共秩序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