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平权的时代，也依然是在书写自己的偏见而已

托尔斯泰说，多么伟大的作家，也不过是在书写自己的偏见而已。

文学殿堂里供奉的从来不是真理的圣徒，而是带着偏见起舞的凡人。托尔斯泰将农奴制批判得鲜血淋漓，却在家中用藤条抽打怀孕的女仆；张爱玲笔下的上海滩光影摇曳，却对弄堂里的婴啼充耳不闻；鲁迅的投枪匕首刺破黑暗，却在朱安守了41年的孤灯前保持沉默。

这种割裂恰恰构成了文学最动人的悖论。当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歌颂硬汉精神时，他正在用酒精麻痹战后的创伤；当杜拉斯书写《情人》的禁忌之恋时，她的记忆早已被威士忌泡得模糊不清。作家们用文字搭建的空中楼阁，地基却是支离破碎的人生体验。

数字时代的吊诡在于，我们既享受着信息平权带来的祛魅快感，又渴望在碎片中重塑新的神话。当网友戏称"迅哥儿搁现在就是顶级键盘侠"时，实则在完成一场后现代的文化解构与重构。我们用表情包消解严肃，又在新语境里重建信仰。

那些被历史滤镜柔化过的锋芒，如今在社交媒体的聚光灯下纤毫毕现。但这未尝不是文学的另一种重生——当我们在作家的偏见里照见自己的局限，在文字的裂隙中触摸人性的温度，那些带着刺的真相，反而比光滑的谎言更接近永恒。

伟大的作品从来不是真理的容器，而是将时代的光谱折射成七种颜色的棱镜。当我们不再苛求作家成为完人，或许才能真正读懂文字背后那颗跳动着的、充满偏见却无比真实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