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只给了诸葛亮一个小国寡民的政治舞台

日落五丈原

既然陇西如此得天独厚，为何诸葛亮也没有彻底放弃攻略关中？诸葛亮第二次北伐选择走陈仓道，直击关中；最后一次北伐，领大军走褒斜道出斜谷，大有与曹魏雍、凉主力决战于关中平原之势。

笔者试着总结了四点原因。

其一，曹魏逐渐觉察到了诸葛亮北伐的主攻方向是陇西，随即向陇西前线大举增兵五万，诸葛亮避强击弱的战略诉求已然不合时宜。诸葛亮初次北伐后，魏明帝曹叡就果断撤换了战场表现差劲、被魏延讽为“怯而无谋”的关中都督夏侯楙，另派曹真和张郃主持雍凉战事。曹真病故后，明帝又起用司马懿继任雍凉都督。“曹真、张郃善攻，司马懿擅守，屡次使诸葛亮的北伐无功而返。”

其二，直击关中和占据陇西这两个方略也并非看起来那么不相容。针对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时屯兵五丈原，司马懿判断蜀汉的目标是进逼长安，而魏将郭淮认定对方还是意在陇西，“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断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家之利也”（《三国志·魏书·郭淮传》）。郭淮因而向司马懿建言：抢在蜀军之前占据渭河北岸，以免诸葛亮控扼住夹峙渭河两岸的南北原，将曹魏大军阻挡在陇山以东。当然，这也只是郭淮的一家之言。诸葛亮屯兵五丈原的战略意图很可能也是多元的，以获取更多的战略弹性，但这至少表明，攻关中也可间接谋陇西。

其三，第五次北伐时，汉军已初步走出了缺粮危机。蜀汉在后勤线引入了“木牛流马”——尽管远没有《三国演义》渲染的那么神乎其神，但木牛和流马很可能是真实存在的：木牛是为栈道运输量身打造的某种独轮车，而流马可能是某种可临时拆卸的运输舟。简而言之，就是木牛为车，流马为舟。这两种新式运输工具提高了蜀汉在崎岖地形下的运粮效率，使得蜀汉军队有底气从地形更复杂的“关中四道”直趋关中。还有一个更显著的提升是，蜀汉在北伐中积累了屯田的经验，并在关中屯田，因此，十万大军才得以在五丈原与魏军对峙近半年之久，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落入“蜀道难—缺粮—退兵”的窠臼。

其四，街亭惨败之后，蜀汉军队在痛定思痛中进行了大幅整顿。街亭失利固然有马谡抛弃水源上山、临阵指挥水平低下的原因，但在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却因马谡之败引发了全军崩溃，“众尽星散”，“兵将不复相录”，与出师之初的“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判若天渊，暴露了蜀汉军队打不了硬仗，只能打顺风仗的致命缺陷。其中有一个极易被忽视的细节：此役诸葛亮还让赵云、邓芝率疑兵走褒斜道，而这一路也为曹真所败，可见即使没有马谡胡乱指挥，且有名将赵云坐镇，蜀汉军队在野战中的综合战力也不敌魏军。

诸葛亮战后立即着手整军，“于是考微劳，甄烈壮，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天下，厉兵讲武，以为后图，戎士简练，民忘其败矣”（《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蜀汉军队的精神面貌和坚韧度在短时间内便焕然一新。“日后蜀军作战，再未出现崩溃的情形。虽然屡以粮尽退兵，但都能作有序的撤退，还以伏击挫败追兵。从陈仓撤军时，射杀魏将王双；从上邽撤军时，射杀魏将张郃；即使是在诸葛亮病逝于前线时，蜀军也未因危疑而慌乱。”

事实上，诸葛亮首次北伐时未听魏延的“子午谷奇谋”，不肯直接攻击关中，原因之一就是自知蜀军的战力尤其是野战实力不敌对手，不愿冒险与曹魏铁骑决战于关中平原。更何况魏延的进军计划只包含五千战兵（另有五千辎重兵），即使顺利穿越子午谷，靠这点人想攻下长安近乎痴人说梦。毕竟，魏将郝昭以千余守军就守住了陈仓城，数万蜀汉军顿兵坚城二十多天还是一筹莫展。魏延以寥寥五千人，怎能攻破比陈仓守备更森严的长安城呢？

而在陇西方向用兵，不仅可以避开曹军的重兵集团，以多击少，还能够利用陇山一带的高原地形来削弱曹军骑兵的机动性优势，同时充分发挥作为自身优势兵种的山地步兵之战力。诸葛亮麾下有一支由南中蛮夷组成的“无当飞军”，它不仅是蜀汉军队最精锐的部队之一，且是三国时期顶级的山地步兵军团。

而经过整军备战，到街亭之败大半年后的第二次北伐时，不擅野战的汉军就已奇迹般地实现了重生，可见诸葛亮的军事组织能力之强。陈寿在《三国志》中称赞诸葛亮治军的“治戎为长”所言非虚。汉军甚至在野战中后来居上，“自陈仓之役伏斩王双以来，蜀军未曾在野战当中输给过对手，使司马懿‘畏蜀如虎’，所以此时敢于在关中平原上与敌人展开决战”，“从作战情况来看，司马懿忌惮孔明之用兵，因而不敢与其会战，仍然采用固守待其粮乏撤军的策略”。

所谓司马懿“畏蜀如虎”，除曹叡和他“只守不攻”的共同战略考量以外，也缘于在建兴九年（231年）的第四次北伐中，司马懿迫于诸将的压力，违心发动了反攻，诸葛亮令魏延等人率军大破司马懿，“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而这也是司马懿这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战场上与诸葛亮正面决战。不得不说，司马懿的“保守”是当时的最佳策略。

在北伐战争中，诸葛亮就是野战之王。

蜀汉军队野战能力的提升，除整军训练之外，可能也与诸葛亮主导的军备技术革新有关。

比如，诸葛亮发明了诸葛连弩，“又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魏氏春秋》）。诸葛连弩虽主要应用于守城，但在野战中也可抵消一部分魏军的骑兵优势。追击蜀汉军队时被射杀的魏将张郃，就有可能死于诸葛连弩。

再如“神刀”。诸葛亮让蜀汉顶级工匠蒲元在斜谷打造了三千口刀，“刀成，以竹筒纳铁满中，取刀断之，应手虚落，称绝当世，因曰神刀”（《诸葛忠武书》卷九）。据说“神刀”之秘诀是因为蒲元掌握了刃部淬火技术，这三千口刀极有可能是两汉杀伤力最强的近战武器——环首刀。

再如八阵图。诸葛亮自称“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虽然不可神秘化中国古代各类花里胡哨的阵法，但步兵密集结阵对骑兵的克制作用也是在实战中得到多次验证的，比如东晋刘裕北伐时以两千步兵排成的却月阵大败三万北魏骑兵。因此尽管没办法知道八阵图的具体情形，但在关中平原上面对曹魏骑兵，如果诸葛亮摆出一种称作“八阵图”的步兵结阵，也不算什么军事神秘主义。

以上多次提到曹军的骑兵优势，不妨在此稍稍延展几句。三国时期最有名的骑兵有三支：公孙瓒的白马义从，马腾、马超父子的西凉铁骑，曹操的虎豹骑。曹操极其重视虎豹骑，历任统领均出自曹氏亲族，如曹纯、曹休和曹真，选兵则是百里挑一。据《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裴注：“纯所督虎豹骑，皆天下骁锐，或从百人将补之。”

从史料上看，公孙瓒的骑兵是由“善射之士”组成的轻骑兵，而虎豹骑可能是一支轻重骑兵兼有、骑射与冲击战术结合的混编骑兵。尽管此时还处于马镫出世的前夜，但三国时期中国古代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了“马铠”的记载。官渡之战时，曹操的《军策令》曾记载“袁本初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标志着中国骑兵开始有了甲骑具装的重骑兵。但作为一个成体系化的兵种而言，重骑兵时代的开启还要等到南北朝时期。

虎豹骑参加过曹军的很多关键战役：南皮之战斩杀袁谭；随曹操北征乌桓，击败乌桓骑兵，生俘单于；长坂坡之战长途奔袭刘备，“获其二女辎重，收其散卒”（《三国志·魏书·曹仁传》）；渭南之战击败了马超麾下的西凉铁骑。因此，虎豹骑无可争议地跃居当时宇内最强骑兵。

虎豹骑可能还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加成。平定乌桓后，曹操将万余户乌桓人迁入中原，征调骑兵参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

曹魏不仅控制着当时华夏最重要的产马地，而且拥有了天下第一骑兵虎豹骑，与东吴和蜀汉相比，其骑兵优势几乎是压倒性的。唯一遗憾的就是离马镫时代的到来（西晋至南北朝之间），只差几十年了，否则虎豹骑的战力将如虎添翼。

诸葛亮与司马懿

陈寿在《三国志》中对诸葛亮的军事指挥能力颇不以为然，称其“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但正如以上的探讨，诸葛亮在蜀汉的领土、人口、经济、军队数量、后勤能力、战马、骑兵等几乎所有方面的硬实力都远不如曹魏的情况下，在北伐的大多数时间内却基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曹魏则大多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更值得称道的是，除初次北伐街亭之战的溃败之外，诸葛亮基本上打赢了所有的野战对决。

这样看的话，诸葛亮的军事能力虽然不如《三国演义》吹嘘的那样神鬼莫测，但在曹操去世后，他也堪称同时期最优秀的军事统帅了。当然，如果与其自身卓越的政治能力比，所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诸葛亮的军事能力的确稍逊一筹，但这也只是超一流和一流的差距罢了。

而司马懿作为当时曹魏最知兵的帅才，很可能是曹魏唯一有能力与诸葛亮对阵之人，在实战中他通常都是只守不攻，“畏蜀如虎”，如东吴名臣张俨所说：“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禽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司马懿的被动防守固然有曹魏“早打不如晚打”的整体战略考虑，但也显示了他与诸葛亮领军能力的差距。当然，审时度势，有自知之明，先立于不败之地再求胜，也是一位伟大将帅的基本素质之一，即《孙子兵法》中所谓“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司马懿也是在野战惨败之后，顿悟前非，从此高挂免战牌。

从实践中看，司马懿的“坚壁拒守，以逸待劳”，的确是当时应对诸葛亮北伐的最佳方略了。

如果说诸葛亮初次北伐时，蜀汉兵力还有一些优势，那么曹魏战后即积极向雍凉前线增兵，这种优势便不复存在。据《晋书·宗室列传》：“每诸葛亮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宜预选步骑二万，以为二部，为讨贼之备。”

在双方兵力大致相当的情况下，再加上守方给养上占优，又采取持重避战的策略，作为攻方的诸葛亮处境的确异常尴尬，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言：“（司马懿）即见兵据要害，敌即盛而险不可逾，据秦川沃野之粟，坐食而制之。”这里可以稍加阐发，司马懿的用兵之道与后世的曾国藩、蒙哥马利有共通之处：在总体实力占优的情况下，不轻用险着，不轻用奇谋，如曾国藩所说的“结硬寨，打呆仗”。堂堂正正之师稳扎稳打即可，以本伤人即可，方不会被李秀成、陈玉成、隆美尔之辈的各种奇谋、佯动、欺骗战术所惑。自己不想通过奇谋占便宜，就不会被敌人找到破绽，占到便宜。苻坚在淝水前线本已占据绝对优势，却还抱着半渡而击的占便宜想法，放任东晋军从容过河，反而中了晋军奇谋，以致风声鹤唳、败国丧家。

司马懿只有“结硬寨，打呆仗”，不暴露任何破绽，才能使力求速战的诸葛亮没有任何可乘之机，才不会发生以弱胜强的大翻盘。

因此，即使诸葛亮在场面上始终占优，一路压着司马懿打，但始终未取得曹魏在街亭之战中的那种大胜。事实上，只要司马懿耐得住，坚持打防守战、消耗战，诸葛亮粮尽之后自会退去。从这个角度而言，司马懿的军事思想核心就是“不败即为胜”。

对司马懿而言，不用奇谋就是最好的奇谋；但对诸葛亮来说，要破局，就必须用奇谋。因为，实力和时间都站在司马懿那一边，一板一眼地打持久战和消耗战都为司马懿所乐见。

但奇谋就意味着高风险，对于蜀汉这样输不起的弱国而言，一次奇谋的失败可能就意味着万劫不复，诸葛亮拒绝魏延的“子午谷奇谋”，就有这方面的考虑：强国输得起，弱国输不起；强国有容错空间，弱国一念成劫。

当曹魏借重骑兵军团而坐拥机动性优势时，蜀汉祭出奇谋的风险收益比更是危乎高哉。试想，如果魏延孤军深入关中平原，曹魏即使一开始猝不及防，但很快就可以利用虎豹骑围歼魏延孤军。

在传统观点中，诸葛亮否决“子午谷奇谋”被视作“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但实则有持重谋国之合理考量。但此事却也显露出诸葛亮用人上的某种偏狭，始终不重用久经沙场的魏延，喜欢用自己身边的亲信，如马谡、杨仪等人，可见诸葛亮对负才不驯者有着特别的恶感。汉高祖能用韩信、彭越和英布这样的负才不驯者，卒以成功，“而诸葛亮之抑魏延，殊堪浩叹”。

当然，这也是求全责备了。

在战略上，诸葛亮进退路穷：不北伐等死，北伐找死。在战术上，诸葛亮同样进退维谷：不用奇谋等死，用奇谋找死。

这可能就是一个小国和弱国的终极悲哀吧。田余庆先生有句话读之黯然：

历史只给了诸葛亮一个小国寡民的政治舞台。

选自张明扬《大争之世：改变古代中国的十五次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