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和二婶闹矛盾20年 一场大病后握手言和，如今每天一起跳广场舞

村东头的广场上，音乐声停了又起。

春天的晚风带着一丝潮气，路灯下，两个穿着相似的老太太在人群中格外引人注目。左边那个穿着宝蓝色的是我妈，右边那个穿紫色的是我二婶。她们跳得并不怎么标准，常常慢半拍，有时还会踩对方的脚，然后嘿嘿地笑起来，像两个犯了错的孩子。

我坐在广场边的石凳上，手里捧着还冒着热气的宵夜。看着她们，我到现在还是一阵恍惚。

谁能想到，这两个如今形影不离的老太太，曾经二十年不对付，连面都不肯见？

“王家那个二婶子，你可别搭理她，虚头巴脑的，嘴上一套背后一套。”这是我从小听到大的话。

具体为什么不和，小时候我也不太清楚。村里人只说是因为一次分家闹了矛盾，我爸的大哥和二哥本来要平分老宅子，结果二婶不知怎么就多分到一间西厢房，还是最好的那间能晒太阳的。我妈认为老宅应该给长子，二婶觉得她家孩子多，理应多分。就这么个事，闹得鸡飞狗跳。

我们家院子里一株桃树，枝条有几根长到二婶家的院子里去了。二婶趁着夜里把那几根枝条砍了。我妈第二天发现，提着菜刀就去找她理论。后来还是村长出面把她们拉开的。

从那以后，两家人就没再来往过。即使是村里的红白喜事，两个人也会刻意避开，来早走晚，总之不碰面。

小学时我和表哥还能一起疯玩，上了初中后，也慢慢被大人们的矛盾影响，彼此见了面只点头，没了小时候的亲近。

有一年夏天，我们村通了自来水，家家户户都在前面安了水龙头。我家和二婶家的水管靠得很近，不知怎么回事，一天早上起来，我家的水管口被人塞了块抹布，水流变得很小。我妈二话不说，直接去掐了二婶家的水管。

那天全村人都来看热闹，村支书急得满头大汗。最后不得不请来乡里的干部调解，才算平息。

后来我上大学，工作，结婚，慢慢地也就不常回村里。每次回去，我妈还是絮絮叨叨地数落二婶家的不是。听得多了，我也懒得应声，手里玩着手机，一边听一边嗯嗯啊啊地敷衍。

那是2022年底的事。

我妈突然打电话，语气有些慌，说她检查出了肺部有个小结节。医生说需要进一步检查，可能要住院。当时我正在出差，电话那头妈妈的声音透着恐惧，这在我印象中是很少见的。我妈一向硬朗，村里人都说她是”铁榔头”，这一次却听起来像个害怕的孩子。

我赶紧安排了最早的航班回家。回到村里，爸爸已经去县城医院帮妈妈挂好了号，安排了床位。

妈妈看到我，脸上一下子有了笑容，但眼睛是红的。

“没事，就是那个，你知道的，你舅舅前年也是查出这个，后来……”她说不下去了。

我明白她想说什么。舅舅因为肺癌去世，从发现到离开只有三个月。

那天天气很冷，风把诊断书的边角吹得哗哗作响。我们排了很久的队，最后医生言简意赅地下了结论：需要做肺穿刺活检，确定结节的性质。

回家的路上，妈妈把手缩在袖子里，低着头不说话。

县医院的床位紧张，我们等了一周才排上。住院那天，我爸忙着在医保窗口排队，我扶着妈妈在走廊里等。走廊上人来人往，空气里飘着消毒水的气味，墙上贴着各种疾病预防的海报，显得格外刺眼。

我扶妈妈坐下，突然听见有人喊我的小名。

“小东！真的是你啊！”

走廊那头站着我表哥，他身边是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头发花白，脸色蜡黄——是二婶。

气氛一下子变得尴尬。我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妈妈抓住我的手，像是要站起来离开。

表哥快步走过来，二婶慢慢地跟在后面，眼睛看着地面。

“婶子，您也住院啊？”表哥问。声音里有些颤抖。

妈妈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我妈前天查出肠梗阻，刚刚做完手术，今天第一天醒。”表哥指了指病房的方向。

二婶站在他身后，终于抬起头看了我妈一眼，然后很快又低下头去。

就在这时，护士推着一辆病床匆匆经过，差点撞到二婶。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扶，发现她身体轻得像片羽毛。

“你——怎么这么瘦了？”妈妈突然说话了，声音有些哽咽。

二婶抬起头，脸上挤出一个笑容：“哎，老了呗，谁不老啊。”

她的话音刚落，妈妈就哭了。这二十年来，我从没见过妈妈这样哭，像是山洪决堤。

二婶愣住了，我和表哥也不知所措。

病房里传来呼叫器的声音，表哥说要去看看，匆匆离开了。走廊上只剩下我们三个人，气氛更加尴尬。

“我，我也该回病房了。小东，你妈没事吧？”二婶试探着问。

“肺上有个结节，需要做活检。”我回答。

二婶眨了眨眼睛：“我老姐前年也是这样，后来没事的，是良性的。你妈这么壮实，肯定也没事。”

妈妈的哭声慢慢平息，她用袖子擦了擦脸，抬头看着二婶：“你手术才一天，怎么就下床了？不怕扯到伤口？”

“没事，医生说多走走好得快。”二婶笑笑，“我这人命硬得很。”

“就你硬。”妈妈突然说，“那年你家屋顶漏了，大冬天的你自己爬上去修，差点摔下来。我当时在院子里看见了，吓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我惊讶地看着妈妈。这些年来，她从没有这样平静地谈起二婶的事。

“你还记得啊？”二婶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我还记得你经常悄悄给我家大宝塞糖吃。那时候谁家有点好东西都紧着自家孩子，就你，隔三差五地塞给他点吃的。”

“那是因为他总饿得哇哇叫，看着可怜。”妈妈嘟囔着。

走廊上的灯有些昏暗，照在她们脸上，我突然发现她们的皱纹有些相似，都是岁月刻下的痕迹。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找出了一个旧箱子。里面是妈妈珍藏的老照片。

我翻到了一张泛黄的合影。那是村里某次节日庆祝，前排蹲着一群孩子，后排站着大人。我认出了年轻的妈妈，她旁边站着二婶，两人挽着手，笑得灿烂。

照片背面写着日期：1986年春节。

那时她们才二十多岁，是村里出了名的好姐妹。

第二天，我带着这张照片去了医院。

妈妈已经做完了活检，正在等结果。我把照片给她看，她接过去，摸了又摸，眼圈红了。

“那时候真好啊，”她喃喃地说，“分家前，我们关系可好了。”

“那到底是因为什么闹翻的？就因为多分了一间西厢房？”我问。

妈妈沉默了一会儿：“哪是因为西厢房啊。”

原来，真正的原因是一场误会。我二叔的儿子，也就是我表哥，小时候生了一场大病，差点夭折。当时村里条件差，二婶东拼西凑了一百块钱，想请县城最好的医生来看。谁知道钱放在柜子里，第二天就不见了。

二婶怀疑是我妈拿的，因为只有我妈知道钱放在哪里。

“我当然没拿，”妈妈说，“但她就是不信。后来我才知道，是你爷爷拿去还赌债了。但那时候老人刚过世，我不想说破，让他老人家在地下不安生。”

“那你为什么不解释？”

“解释什么啊，她不信就是不信。何况，她说我偷钱，我能忍？”妈妈哼了一声，但语气里的硬气已经少了许多。

下午，我路过二婶的病房。门开着，里面只有二婶一个人，盯着窗外发呆。

“二婶，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表哥呢？”我走进去问。

“哦，小东啊。他回去取换洗衣服了。”二婶看见我，脸上有了笑容，“你妈怎么样？”

“还在等结果。”我把一袋水果放在床头柜上，然后鼓起勇气问，“二婶，我想问你个事。你和我妈之间的矛盾，真的是因为那一百块钱吗？”

二婶愣了一下，然后苦笑：“你妈跟你说了？”

“嗯。”

“不全是因为钱。”二婶叹了口气，“主要是我当时太怕了。大宝病得那么重，又找不到钱，我急疯了。你妈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就觉得她怎么能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背叛我？后来我冷静下来，也觉得可能不是她拿的，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她也不肯原谅我，我就更不好意思低头了。”

病房的窗户开着，风吹进来，带着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

“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很想她。”二婶突然说，“每次看见你妈在村口买菜，我都想过去跟她说说话。但一想到当年那些伤人的话，我就不敢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握住她的手。她的手粗糙干瘪，上面布满了老年斑。

“我们都老了啊，小东。”二婶看着我，眼里闪着泪光，“人老了，才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

第三天，妈妈的活检结果出来了：良性。

我长舒一口气，爸爸在一旁偷偷擦眼泪。

“走，我去告诉你二婶这个好消息。”妈妈突然说。

我们一起去了二婶的病房。二婶正坐在床上吃午饭，看见我们进来，筷子停在了半空中。

“良性的！”妈妈直接说，脸上带着久违的笑容。

二婶的眼睛亮了起来：“真的？那太好了！我就说你命硬，没事的！”

妈妈走到床边，犹豫了一下，然后伸出手。二婶愣了一瞬，随即紧紧握住了她的手。

“老姐，这些年，对不起。”二婶声音哽咽。

“说什么傻话，是我太固执了。”妈妈也红了眼眶。

她们就这样握着手，沉默了许久。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照在两个已经花白头发的老人身上。

两个月后，我回村探亲。

刚到村口，就看见两个穿着鲜艳的老太太站在供销社门口，一个宝蓝色，一个紫色，正在挑选头花。

“这个好看，配你那件新衣服。”我妈指着一朵红色的塑料花说。

“太艳了，我这老脸戴着不合适。”二婶笑着摇头。

“瞎说什么呢，你比我年轻着呢！”妈妈说着，自顾自地把那朵花夹在二婶的头发上。

我站在远处，看着她们打闹的样子，就像看见了那张老照片里的两个年轻姑娘。

日子还是那个日子，人也还是那些人。只是有些东西，在生死面前，突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晚上，我妈拉着我去看她们跳广场舞。

“我跟你说，你二婶跳得可好了，比我强多了！”妈妈骄傲地说，就像在夸自己一样。

广场上的音乐响起来，我看着她们笨拙地跟着节拍摆动，偶尔跳错了步子，相互嘲笑一番，然后哈哈大笑。

风吹过来，带着晚春的味道。

村口的那棵老桃树又开花了，枝条依旧伸到二婶家的院子里。只是这一次，没人去砍它。花开得正好，粉白相间，把两家的院子装点得如同仙境。

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妈说，她们要一起去县城学太极拳。

“跳广场舞太累了，我们年纪大了，该学点慢一点的。”她这样解释。

我点点头，心里明白，她们只是想多找些借口在一起。

补偿那失去的二十年。